【我與南航的故事】昌航為我奠基
在南昌航空大學(以下簡稱昌航)成立70周年之際,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回憶六十多年前,在昌航學習時的情景。
(一)
1956年8月,我從益陽市第三中學畢業,經過考試和嚴格的政審,被南昌航空工業學校(南昌航空大學前身)錄取。
按照學校要求,益陽市的新生先到益陽市桃花侖市一中集中,由學校派出的高年級同學吳中道帶領我們從益陽坐輪船到長沙,再與長沙的新生一起,乘火車到南昌。
到校幾天后,學校召開歡迎新生大會,在會上老師們介紹了學校情況,并進行校風校紀和革命傳統教育。校長兼黨委書記張時超,著重講了航空工業在我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說,新中國成立時,我國只有幾十架飛機,都是從日本和國民黨繳獲的。舊中國什么工業也沒有。他引用毛主席的話說,我們現在“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整個中國一窮二白。他說,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我們近在咫尺的320廠,于1954年7月13日制造了新中國的第一架飛機(初教五)并試飛成功,毛主席在給320廠全廠職工的嘉勉信中說:“這在建立我國飛機制造業和增加國防力量上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們國家自己出產了一架飛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張校長要求我們學好本領,為祖國生產出更多更好的飛機。我們聽了以后,很受鼓舞。最后老紅軍干部、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給我們講紅軍長征的故事,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
之后,學校還組織開展了專題報告會,給我們講述了學校的建校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解決航空人才缺乏的難題,1951年秋,國家決定在哈爾濱、沈陽、北京和漢口建立四所航空工業學校。經過籌備,我校于1952年10月9日,在漢口舉行了第一屆新生開學典禮。1954年8月,學校由漢口遷往南昌,更名為南昌航空工業學校。學校設有六個專業,即焊接(七科),金屬熱處理(八科),工具制造(九科),鑄造(十科),鍛造與沖壓(十一科),航空材料表面處理(十二科)。1956年,第九專科劃給新建立的株州航空工業學校。并新設立了飛機制造專業(三科)。
入校的初步教育之后,學校開始分科編班。我榮幸地分到了三科2班。當時的科主任是李明仁老師,班主任是陳玉秀老師。分科編班以后,各專科主任向學生們介紹了本專業的情況,帶他們去參觀了實驗室和實習工廠。而我們的科主任李明仁老師卻跟我們說:“我們三科是新設立的專業,暫時還沒有實驗室和實習工廠,但我們可以到飛機庫去看飛機。”這個消息對剛剛進校,自農村的我而言,簡直是天大的喜訊。
當時,學校有兩架蘇聯退役的飛機,存放在學校飛機庫,供教學用。飛機庫在當時是保密的。二十四小時都有解放軍戰士站崗看守,一般人員未經批準不得入內。我們進入飛機庫以后,李明仁主任給我們介紹了飛機的各個部分和作用。并允許同學們一個一個從梯子上爬到駕駛室,看看操縱桿和各種儀表。我們無法形容當時有多興奮,有多高興!真是沉浸在無比的幸福之中。
參觀飛機之后,學校舉辦了座談會,同學們紛紛表示:一定要好好學習,掌握科學技術知識,為祖國生產出更多更好的飛機,裝備我們的部隊。其他專科的同學,聽說我們三科的同學看到了飛機,都非常羨慕,這讓我們更加感到自豪!
(二)
開學以后,三科的同學懷著十分自豪和喜悅的心情,投入了緊張的學習。大家決心學好飛機制造這個專業,決不辜負祖國和人民的期望。
1957年上半年,國家根據經濟建設的需要和安排,在全國進行院校系調整,我校決定撤銷三科,將三科同學整體轉入十一科的學習鍛造與沖壓專業。同學們聽到消息以后炸了鍋。有的找校長表示抗議,有的說要給中央打電話,要求轉入北京航校學習三科。學校召開緊急會議,給同學們傳達上級文件,說清道理,并派了不少干部到我們兩個班來做思想工作。向同學們說明這是國家的決定,國家的需要,希望同學們服從大局。但是,不少同學還是接受不了。因此,一個要求轉校不轉科的浪潮,把一個好端端的三科,鬧得亂哄哄的。最后,同學們發展到聯名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請《人民日報》駐南昌記者站的記者,幫把我們的聯名信轉交給周總理。
在要求轉校不轉科的浪潮中,我表現得比較冷靜。我仔細想了我的過去,我的家庭。我認為,過去我家里貧窮,讀不起書,共產黨來了,能上學了。現在國家決定調整院系,要我們轉科不轉校,我應當聽國家聽組織的。因此,在給周總理的聯名信上,我沒有簽名,也沒有隨大伙一起到《人民日報》記者站,而是在第二教學大樓三樓制圖室畫圖。說來也巧,我正在畫圖時,校黨委組織部張凌臣部長進來了。他問我是哪個班的?我說:“三科二班。”他問我對轉科的看法。我說:“我過去家里窮,讀不起書,現在解放了,有書讀了,讀什么都一樣。”他肯定了我的看法,說這種想法對頭。轉科的事,經過學校黨委和專科領導反復、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同學們的情緒,慢慢地平靜下來。最后,按照上級的要求,將三科兩個班,集體轉入十一科學習,三科2班改為十一科319班。
此后不久,按照國家決定,被撤消的上海航校和昆明航校的部分同學轉入我校學習,當時,南昌航校的學生猛增近3000人。僅我們十一科56級,由原來的3個班,增加到6個班。
1958年,國家進入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建設人才。為了適應發展的需要,學校的實習工廠改為贛江機器廠,生產摩托車。因此,學校決定,從1956年進校的同學中,動員一部分下放(即提前參加工作)。下放人員由本人申請,領導批準。十一科56級的6個班中有一半人選擇提前參加工作,只剩下了3個班。其中我所在的319班40人就下放了19人,剩下21人與上海和昆明航校來的同學打亂混合編班,我被編入11科510班。
1959年畢業時,我們留校學習的40人被分配到全國各航空工廠和科研院所工作。而下放的同學,后來大都成了贛江機器廠的領導和骨干。
(三)
南昌航空工業學校,是由我國自主創辦的一所新型的航空工業中等專業學校。它的宗旨是為航空工廠培養急需的中等技術人才。因此,它的教學內容 “少而精,精而適用”,其教學方法 “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我們學習的教材,一部分采用我國高等學校的教材,一部分采用蘇聯的教材,一部分由學校自行編制的教材。
我們在校學習的三年中,一、二年級重點是學習基礎理論知識,共15門課,充分體現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要求。其中政治課安排了五個學期,語文和體育安排了六個學期。而機械制圖雖然只安排了三個學期,但學習的課時多,第一學期110個課時,第二、三學期各60個課時。而且作業特多,第一學期的課余時間,基本上都用在繪圖上。因為制圖對技術人員來說,既是基礎,也是專業。技術人員不識圖,就是瞎子,在工廠就無法工作。數學安排了四個學期,從初等數學到高等數學,從代數、幾何、三角到微積分都得學好,否則,就沒法學其他課程。對于專業基礎課,按專業需要而定。專業課很適用,比如我們十一科的專業課,有加熱爐、自由鍛、熱模鍛、冷沖壓等課程,此外,還包括機械設備、工藝技術和模具設計等課程。
學校除了重視學生的理論知識學習以外,還十分重視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三年六個學期,除了第一學期沒有實習以外,其余五個學期都安排了各種實習。實習分教學實習和生產實習兩種。教學實習從第二學期開始,第一次教學實習是鉗工,實習時間三周。第二次教學實習是機械加工,包括車、銑、刨、磨,實習時間四周。第三次教學實習,是專業實習,為期四周。三年級還要到相關的航空工廠進行一個月的生產實習。最后一次既是生產實習,也是畢業實習。這次實習要確定畢業設計的題目,進行畢業設計,最后再進行畢業答辯。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既懂理論又懂實踐,分配到航空工廠以后,大多擔任工藝員、設計員、工段長和業務室主任等職。他們能上能下,沒有知識分子的架子,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很受工廠領導和工人們的歡迎。
特別是新中國初期,大學生十分缺乏的情況下,中專畢業生大多成了工廠的技術和管理骨干。在20世紀70~80年代,不少航空工廠的廠長、科處長都是由中專生擔任。他們為我國的航空工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四)
我在昌航學習的三年中,除了要完成繁重的學習任務以外,還擔任著繁重的社會工作任務。我從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擔任十一科學生分會生活部長,二年級的第一學期被學校學生總會生活部部長熊國卿選拔到學校學生總會生活部,并擔任他的助手。三年級第一學期接替熊國卿任生活部長。在生活部工作期間,我發揚了熊國卿那種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作風。貫徹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開展勤工儉學,在組織同學們參加320廠,修建機場跑道和南鋼、南昌柴油機廠建廠勞動中,以及在1958年除四害的愛國衛生運動中,能堅持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實干苦干,勤勤懇懇地為同學們服務。經過這些工作的鍛煉,我增長了知識,學到了開展群眾工作的方法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因此,我先后被學校評為首屆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優秀學生干部和優秀共青團員。1958年12月14日,經余佩章、寧建中介紹,被學校黨委批準為中共預備黨員。
(五)
經過三年的艱苦學習,完成了學校規定的全部課程,并經過整風反右等各項政治運動的洗禮后,我于1959年8月,正式分配到西安113廠工作。
由于當時國家急需建設人才,我們這一屆學生提前分配工作,沒有作畢業設計和答辯。學校規定,到工廠以后利用一個月的時間,一邊勞動,一邊寫一份技術報告,交給學校審核以后,方能發給畢業證書。
我到113廠報到以后,分配到鍛鑄車間工作。為了完成學校規定的技術報告,我請了當時車間的主管技術員錢光宙同志作為我的指導老師。在錢老師的認真指導下,我制定了工作計劃,選定了航空發動機燃油泵中的一個高、精、尖的零件——柱塞,作為我技術報告的課題。我剛進廠,猶如一張白紙,在錢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和了解了這個零件的鍛造技術和工藝過程,包括零件的在油泵中的作用、使用材料、性能,生產過程中的設備和工夾模具等一系列的生產技術要求和工藝流程。我一邊學習,一邊到生產線上考察。為什么要在160噸的磨擦壓力機上加工?要幾套模具?零件加熱到什么溫度鍛壓狀況最佳等等。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寫出了技術報告,經錢老師審定簽字后,通過工廠保密科寄給學校。學校于1959年10月,給我頒發了畢業證書。
我在學校三年的學習中,受到了學校各位師長的培養和教育,特別是我們十一專科主任彭本善,班主任陳玉秀以及何聲健等老師的諄諄教誨。他們教給了我知識,教會了我做人的道理,是我的良師益友,我非常感謝他們,向他們致敬!
現在,我欣慰地告訴母校,我在西安113廠工作了38年,于1997年5月退休。38年的工作中,先后在廠黨委組織部當了15年干事,在廠后勤系統當過3年政治處主任,當了20年勞資處長。1989年,被評為高級經濟師。多次評為工廠雙文明先進職工、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黨務工作者。
現在,我家祖孫三代,我和老伴、兒子兒媳、孫子孫媳全都是共產黨員。我家6人中,有5人曾經和正在為航空工業奮斗。
我每每想到這些,十分感謝母校。是母校在我年輕時為我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基礎,并培養了我終身為航空事業奮斗的精神!
祝母校興旺發達、繁榮昌盛!為祖國的航空航天事業培養出更多更好的優秀人才!
(作者李榮初,我校1959屆鍛造與沖壓專業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