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航網訊　　編者按：新加坡《聯合早報網》3月10日刊登了法國巴黎宋魯鄭先生的《中國的一黨制何以優于西方的多黨制？》，引起了海內外較強的反響。雖然其“一黨制”的提法與我們關于“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表述有所出入，文中的個別表述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對我黨這一制度確立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優越性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六個為什么”的理解。現將此文轉載，望各單位將此作為學習材料，在認真分析、積極引導的基礎上組織師生員工學習。

　　新中國六十年歷史，雖然常常分為兩個三十年，但雙方在終極目標上有一個共性，就是探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前一個三十年希望通過強調意識形態和主觀能動性，打破資本主義法權，以一種反現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現代化之路。后一個三十年則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標志，一路走過不平凡的歷程，創造出時稱“中國模式”的全新現代化之路。

　　中國的模式從被質疑到被全球廣泛承認，得益于兩點。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間超蘇（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稱雄近、當代的強國，高居全球第二，成為影響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四億貧困人口脫貧，整個社會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這無可辨別的事實，自然令人心悅誠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的文章，預測204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將近三倍。中國的人均收入估計將達8.5萬美元，比歐盟高出一倍多，遠遠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國從2000年的窮國變為2040年的超級富國。 不過從中國自己的歷史來看，這三十年真正的偉大變革是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從過去僅僅是上層的變遷轉為整個社會的演變：中國不再是一個幾千年以來的農業社會，而是一個開放的、縱向和橫向流動的工業社會、商業社會，并幾乎同時和世界進入信息社會。

　　二是以美國為發源地、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信心。BBC在27國2.9萬人所做的調查表明，僅有11%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在正常運行，而有23%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存在致命弱點，世界需要新的經濟制度。另有5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系統需要規范和改革。而最悲觀的是法國人，有43%表示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認為需要徹底拋棄。這個時候，中國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況，同樣是面臨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卻在危機中出人意料的再奪三項桂冠：汽車銷售量超越汽車王國美國躍居全球第一、出口貿易額取代德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總量力壓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這種順勢也飛揚，逆勢也飛揚的非凡表現，著實匪夷所思，堪稱奇跡中的奇跡。

　　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爭鳴，呈一時之盛。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從全球化的角度又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并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認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關系改善，導致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致于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跡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應該說，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地說明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決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兩岸政治比較的視野下，就會發現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黨制，這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一在于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臺之后，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么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么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采取對福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采取對福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臺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于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后，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么，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于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系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臺灣的民進黨上臺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臺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于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二在于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萬人死亡！小布什總統則是三天之后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愿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臺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臺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低效率一向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并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布不參加2010年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里，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是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范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然而危機爆發后，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后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制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游說集團。后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換。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三在于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泛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于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中國和同處于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于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